淮安历代遗留了众多名胜古迹，因此明清时期淮安地区的府志、州志、县志、镇志乃至山水志中均有《古迹》专卷，以记述前代留存的人文古迹。

清光绪《淮安府志》卷三十七《古迹》中，罗列了淮安府下辖六县几类有代表性的古迹。

一是古城。卷中记载：“射阳故城，在县东南，宝应县东北。山阳故城，在治南。柘唐城，在治西南四十里。”

二是名山。卷中记载：“钵池山，在治西北十五里。唐杜光庭《洞天福地记》以为七十二福地之一。金牛冈，在治西北十二里。”

三是名水。卷中记载：“洪泽湖，古名为阜陵湖，在淮城西四十里。湖阔二十里，长四十里，中多陵阜。冬涸时，深浅不一，与淮河隔一岸。水发时，淮常注湖，黄合淮亦注湖，三势相合，驾风而恣，东冲琅琊，西逾龟山、浸桃源，北汇清江，南刷衡阳，周回四百里，茫然无际。此明中叶以前如此，自黄流灌湖，形势较前殊异矣。山阳湾在城西北。自相家湾至柳浦湾，皆其故地。山阳池即山阳津，后名西湖，在旧望云门外。今西湖嘴对岸。萧家湖在城北里许。运河东岸，一名珠湖。”

四是各种古建筑，这一类比较庞杂，包括各种仓署、闸坝、亭榭、楼台、寺观等。卷中记载：“转搬仓在北神堰。今新城北水关，通古山阳渎。韩侯钓台在城西北。原迹在清河，此后人移建。杜康台、刘伶台，并出附会，已见唐人诗。镇淮楼，在州桥西路北，见《城池》。文通寺塔，城西北隅，详见《杂记》。”

五是古墓，这也是古迹中的大宗。卷中记载的唐宋以前的古墓真假难辨，关于明清时期的墓葬记载简略而有价值。卷中记载：“叶淇墓，在移风闸西。杨理墓，在钵池山。沈坤墓，在金牛墩。潘埙墓，在平河桥。”

六是碑刻书帖。清光绪《淮安府志》卷三十七《古迹》中关于碑刻书帖的记载甚为简略，这是因为前代《淮安府志》和《山阳县志》《清河县志》等对其多有记述。卷中列举的名帖有《米南宫帖》《元章为涟水令时与贺方回、王彦周诸公往来诗帖》等，列举出来的碑刻有“汉东海恭王庙碑”“龙兴寺碑”“娑罗树碑”“唐题名石柱”等。

七是可移动文物。卷中记载：“金天德大钟，在北门城楼。”卷中还列举了一些前代古砖等物。

淮安旧志对古迹多有重视，即便镇志、山水志亦如此。如民国张煦侯的《王家营志》卷五《古迹》中，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原立于王家营黄河渡口等处的“严禁滥封车骡碑”“革除拉差贴费碑”“永禁行店抬价居奇碑”等11通碑的碑文，为研究交通史、政治制度史、社会文化史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卷中还记载了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琉球国使臣郑文英的墓碑相关情况：“琉球通事郑文英墓在彤华宫后，有碑，旧题‘琉球国朝京都通事郑公文英之墓’。旁书‘乾隆癸丑十一月十四日卒’。《县志》曰：‘文英奉使入贡，道卒葬此。’邑人蒋堦《甦余日记》中记载：‘琉球贡使约数十人，正使耳目官一名，都通官则文英，固正使也。’《东华录》中记载：‘乾隆五十八年癸丑，是岁，朝鲜、琉球诸国来贡。’碑上半缺。”卷中的记载为研究淮安古代中外交流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山川形胜和历史人文的变迁，各种旧方志中的记载并不统一。如对于汴河入淮河口的龟山，清光绪《盱眙县志稿》卷二《山川》和卷十一《古迹》中将其记载为下龟山，而将盱眙县城第一山南侧的山记载为上龟山。卷中记载：“上龟山寺，治西，宋天禧二年建。元末兵废，明初重建，有铁铸罗汉一百五十尊。明正统年间建正殿。米芾的碑刻《龟山寺晚钟》为都梁十景之一。下龟山寺，治西，宋天禧二年建。《舆地纪胜》中记载龟山寺中有五百铁罗汉。南宋建炎年间，兀术犯淮，将焚其寺。一僧祈哀求免，兀术怒，击其首，血流满面。僧走，遂至罗汉洞，而一罗汉血流未止，寺得存。”

由此可见，关于上龟山寺的记载基本来自于下龟山和龟山寺的相关史料。龟山（下龟山）和龟山寺的史料来源于《舆地纪胜》中关于淮南东道盱眙军龟山的记载。清光绪《盱眙县志稿》又将米芾的碑刻《龟山寺晚钟》列为盱城上龟山的景点，将龟山这处淮上名胜的历史面貌彻底搞乱了。

其实，历朝历代都重视文化建设，清光绪《淮安府志》卷三《城池》中记载了淮安府城内众多名人的祠庙和遗迹，不仅包括韩侯祠、漂母祠、胯下桥、韩侯钓台这些耳熟能详的祠庙和遗迹，还包括纪念楚元王的楚元王庙、纪念胡瑗的胡安定祠、纪念陆秀夫的陆丞相祠、纪念韩世忠的旌武庙以及纪念众多明清时期官员的祠庙，如今大多已不复存在。

淮安旧方志中的“古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