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大运河，半部中华文明史。贯穿南北的中国大运河不仅是一条交通之河、政治之河，更是一条经济之河、文化之河、社会之河。

近日，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郑民德教授的新作《明清山东运河河政、河工与区域社会研究》正式出版。

该书立足于山东运河宏大的历史变迁背景，深入探讨了河政、河工中不同人群、个体与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的相互影响，不仅拓展了运河学的研究内容与范围，也为运河文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春秋到明清，追溯山东运河历史变迁

在大运河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山东运河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在山东境内首凿菏水，到战国、东晋、隋唐、宋金屡开山东运河，再到元代济州河、会通河、胶莱运河的开挖，山东运河成为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随着河政、漕运制度的完善，山东运河更是成为北接京津、南通江淮的漕运要道，对于保障南粮北运、商货转输、文化交流发挥了巨大作用。

该书以明清山东运河河政、河工与区域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深刻剖析了运河与区域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论述了保漕背景下国家工程与水利社会在利益上的博弈与协调，探讨不同社会组织与阶层人群在社会互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既从宏观角度总结了山东运河变迁的规律与本质，也从微观角度探讨了人在河工建设、河政管理中的功能与影响。

他四次出任总河，获万历首辅张居正称赞

明成化前，河政官员的设置属于无常制、无常员，没有形成固定的河道管理制度，往往河漕有事，中央才派各部衙门官员前往处置，同时命地方官员予以配合。

自成化年间开始，明代运河河政管理制度逐渐完善，山东管河体系也趋向正规。随着管河权收归工部，驻山东济宁的总督河道都御史（简称总理河道或总河）成为掌管黄运河务的最高官员。

明代共有七十位总河，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当数万历朝的潘季驯。他四次出任，担任总河11年。他所采取的“束水攻沙”策略意义尤大，影响了后世的黄河、运河治理。万历首辅张居正对潘季驯治河成绩进行了高度赞扬。称其为：“比闻黄浦已塞，堤工渐竣。自南来者，皆极称工坚费省。数年沮洳，一旦膏壤，公之功不在禹下矣”。

总河这一职务在明代相当长的时间中保持了相对的独立，为后世河政体系的完善提供了借鉴，而潘季驯等总河留下的治河著作与治河经验，更是中国水利史上宝贵的财富，甚至直到今天还影响着黄运治理与水利建设。

到了清代，运河河政管理制度既有借鉴明代之处，同时逐渐有了自身的特色。如满汉官员共同参与管河。清代担任过管理山东、河南两省黄河与运河的东河河道总督者，既有满官，也有汉官，体现了清廷两者皆用，相互制约与平衡的目的。

从徭役到雇佣，十几万河工参与运河建设

大运河的开挖、疏浚、水工设施的修缮等工程离不开庞大的劳役队伍。

明初运河方浚，因河政体制尚不健全，河工夫役多以徭役的形式派行于沿河各州县，官府派征夫役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严重耽误了百姓正常的农业生产。再加上报酬低微，收入难以保障基本生活，导致出现沿河夫役大量逃亡及避役、代役的现象。

后来，明政府逐渐改徭役制为募夫制，通过金钱的力量吸引民众参与河工建设。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夫役组织种类齐全、人数众多，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相对固定的河工组织夫役，也就是常设夫役。据书中记载，乾隆年间，山东运河常设夫役达到了3000多名。

还有一类是临时性夫役。在遇到开凿运河、决口抢筑、临时抢险、运道疏浚、河道挑挖等大工程时，就会临时征用或募集附近百姓。比如，明中前期疏浚会通河、开凿南阳新河及多次堵塞黄河决口时，往往征用数郡百姓赴工，人数甚至达到了数万至十几万人。

郑民德在书中指出，作为来源于基层社会，且服务于运河的人员，山东运河夫役经历了由徭役制向雇募集的转变，体现了经济杠杆在国家与社会中的作用逐渐增强，一方面这种变化解放了沿河民众，能够使其安心于农业生产，另一方面雇募制可以收集社会闲散人员，供给其衣食，有利于稳定区域社会秩序。

文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任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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