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照相馆》：民族记忆的影像接力

文|章旭清张梦瑶

据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截至8月24日，2025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110亿元，影片《南京照相馆》超27亿元位居票房榜首。据江苏省电影局初步统计，江苏全省电影票房产出超11亿元，全国占比10.18%，位居第二；观影人次超3104万人，全国占比10.52%。其中，苏州、南京、无锡，分列全省城市票房前三。

作为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国产电影，《南京照相馆》是主旋律创作史上少有的能够实现艺术性、思想性和市场性共赢的现象级作品。7月25日该片在全国院线公映，上映首日票房过亿，次日单日票房破亿。猫眼、淘票票都打出9.7的高开分。

同时，该片的豆瓣评分上调至8.7分，这种评分随着影片发酵而上涨的现象并不多见。10亿、12亿、14亿……30亿，猫眼、灯塔等专业机构不断上调该片的总票房预估数据。

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滔天罪孽，是对整个人类道德准则的公然挑衅，是中华民族永远的集体之殇。从《屠城血证》（1987）到《南京1937》（1995）、《五月八月》（2002）、《栖霞寺1937》（2004）、《东京审判》（2006）、《黄石的孩子》（2008）、《拉贝日记》（2009）、《南京！南京！》（2009）、《金陵十三钗》（2011），再到《南京照相馆》（2025）……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电影人要为同一个题材前后奔赴？

重复地述说不是为了记住所谓的仇恨，也不是执拗于过往的块垒，乃是因为历史是未来的镜像，忘记历史的悲痛意味着这样的惨剧还会在未来的人类历史中重演。

更何况，受害者们至今没有等来日本方面的官方道歉，这段历史仍然面临着历史虚无主义者制造的诸多杂音，遭遇着被篡改、被歪曲、被修饰，甚至被调侃的窘境。为了民族的惨剧不再重演，为了世界千秋万代的和平，我们需要一代一代的影像接力，在影像的维度反思这段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痛点，让历史告诉未来！

每一代影人都用自己的见解诠释着“南京大屠杀”这一主题。珠玉在前，对于这段民族记忆的影像接力，如何在艺术表达中开拓出新意无疑是一个挑战。用影像驾驭“南京大屠杀”这样沉重的历史性题材，是有一定难度的。

首先，这类题材必须充分尊重重大历史事件的基本事实逻辑，由此戏剧性发挥的空间就会受到诸多限制。其次，主题的宏大建制与叙事生动性之间的火候难以把握。再次，思想的传递易流于说教，处理不当会给观众造成刻板印象。最后，当下主流叙事题材面临着更加复杂激烈的竞争语境。

毫无疑问，在迄今为止的同类题材作品中，《南京照相馆》是最闪亮的那颗星。这是一部具有艺术精神和平民意识的创作。

影片以“相片”为戏核，通过经纬两条线来完成历史与现实的链接。经线负责交代主要事件的发展过程；纬线是交织于经线中的关联元素，负责升华主题。经纬两线同声相应，让思想“在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恩格斯）。《南京照相馆》是擅长“讲述故事”和“塑造人性”的，而这恰恰基于影片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遵循。

经线是苏柳昌、金老板、林毓秀、王广海等素昧平生者逃生、自救、印照片、藏底片、守护真相的过程。经线细节饱满，跌宕起伏，小情节、小悬念编排绵密，环环相扣，严丝合缝。当沉重的情绪积聚到一定量时，影片都会为观众留出宣泄的出口，比如宋存义抱起南京明城墙的石砖反制日寇的段落即是。

镜头没有刻意渲染中华民族记忆中那一幕幕的苦难，而是选择呈现事件发生前后的场面，如调用全景镜头呈现血色洇渍的河流、重复关键台词“放开我的女儿”等，引导观众自主完型事实。镜头的含蓄、克制、干净，是对受难者、对女性的尊重，是艺术创作纯粹性的体现，同时也有效降低了家长陪同孩子观影时的情感负荷。

纬线则凭借几组精心设计的互文为观众深度反思历史惨案提供索引。首先，是宏大叙事和小切口的互文。“南京大屠杀”事件是反思战争与人性的历史镜像。30万同胞凝结成历史书上抽象的数字。在这个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生，是一组又一组真切的家庭。影片从邮差、照相馆老板、伶人、逃兵等普通百姓的视角撕开这反人类暴行的血腥切口，去照见这历史镜像中的至暗时刻。

其次，是屠城前后百姓遭际的互文。那个年代，拍照片对老百姓来说具有一种仪式感，见证着他们无数的小幸福时刻。屠城前照片中老百姓结婚、生子、入职、开业等这些温馨的伦常时光与屠城时照片中日寇泯灭人性的暴行、幕布里的“大好河山”同残酷环境中的“国破家亡”，构成具象的隐喻，深刻谴责了日寇暴行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无法弥补的创伤。

再有，是历史与现实的互文。影片开头交代，邮差苏柳昌的工作编号是1213，吉祥照相馆的门牌号是1937。片尾花絮里，中华门、中山门现今繁庶安宁的光景与日寇入侵施暴的影像叠置。这一帧帧画面都是在提醒我们：铭记历史、珍惜当下、警醒未来。

“人民性”是影片塑造人物形象的基本立场。他们身兼各种身份，有的是打工人，有的是小中产，有的是日语翻译，有的是逃兵，有的是龙套演员，都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恩格斯）。

每个人物的行动都与其所属的特定历史阶层相匹配。苏柳昌是一名普通邮差，起初只想苟且保命；照相馆金老板是有产者，没有逃离南京是放不下自己的家业；日语翻译王广海精致利己，在夹缝中算计着利益与风险；林毓秀不清不白，可是她演的是“穆桂英”和“梁红玉”；宋存义对装死当逃兵这件事不以为耻。可当他们看到照片中日寇像对待牲畜一样杀害凌辱自己的街坊、亲人时，都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家国大义。

影片没有渲染他们作为受害者的悲惨形象，而是着重于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抗争和泪水，写出了他们在幽暗历史中的弧光。影片的人物之所以感人，就是因为站在了普通百姓的视角去描绘他们或明或暗但却真切朴素的人性和选择。他们是立体的，多面的，因而也是完整的人，是老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恩格斯），反映着“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或历史必然性”（马克思）。

《南京照相馆》的成功给与我们丰富的启发。在主流叙事中，思想性、艺术性、市场性这三个原本在创作观念中顾此失彼的存在，是可以做到平衡的。“思想性”是诉求，“艺术性”是达成“思想性”的方法论，“市场性”则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碰撞后自然而然的结果。将人民作为叙事的主角，真实描绘人民的喜怒哀乐，才能真正打动观众。干净的镜头语言同样也能赢得观众。

总之，主流叙事只有以饱满的人民性满足观众的视听需求，在艺术性上打动观众，才能积极拥抱市场，才算是真正完成了使命！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全球价值链视域下电影强国路径研究”(23BC047）阶段性成果。

撰稿：章旭清，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导；张梦瑶，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