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读中国书，好似在照镜子。

博尔赫斯读《红楼梦》，读的不是浮世悲欢，而是幻境迷宫，此为“魔镜”；

黑塞看《三国演义》，看到的不是英雄霸业，更像西方失落的自我修养之路，这是“明镜”；

赛珍珠翻译《水浒传》，不说蓼儿洼里杏旗卷，而冠名“皆兄弟也”，鲁迅看了直摇头，是为“折镜”。

法兰西艺术院院士、终身秘书长洛朗·贝蒂杰拉德，也有一面镜子。从十六岁第一次捧起法文版《西游记》，到七十六岁终于来到中国，来到连云港，拄着金箍棒登上花果山，这中间隔了整整一甲子。

皤首不知春去久，一镜痴磨六十年。

有人问他读懂了多少，他笑道：三分之一。这本书在他手里，越读越厚，越读越慢，却越读越舍不得读完。

暮春多雨，偶入山寺，他学着中国人的样子转塔，三圈、七圈、九圈未至，忽然站住。大抵是忘了数还有几圈。

雨还下着，塔檐的铃铛响了一声。

不数的时候，反而听见了。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王子扬任雨风

《西游记》和《神曲》一样，都是人生第一等的史诗

读品：您十六岁第一次读到法文版《西游记》，当时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来自遥远东方的古典名著，为何能“击中”一位法国少年？

洛朗·贝蒂杰拉德：我和《西游记》的缘分太深了。这本书是哥哥在我十六岁时送的礼物，他比我大十岁，是我生命中很特别的人，如今已经过世了。我当时对这类神话题材特别着迷，读得如饥似渴，只花了一个月就读完了全书。在我眼里，《西游记》和但丁的《神曲》、印度的《罗摩衍那》一样，都是人生第一等的史诗。

我从小就是学音乐的。三岁时还没认字母，先认识了五线谱；七八岁登台表演；十二岁就在学校组建了自己的乐团。所以初读这本书，我就发自心底觉得，这么好的小说，一定要用音乐把它呈献出来。只是没想到，种种机缘未到，一拖就是五十多年，直到近年才终于等来动笔的时机。

读品：《西游记》给过您的东西，有什么是别的书给不了的？

洛朗·贝蒂杰拉德：如果要做个类比的话，《西游记》之于中国人，就如同《小王子》之于法国人。它不只是一本小说，它是一个民族共同的记忆密码。不管你什么时候读、在什么年纪读，都会被它触动。

我读了一辈子，越读越觉得，这部书里藏着一种非常了不起的东西：中华民族那种不屈不挠、朝着目标死不回头的精神。唐僧师徒一步一步走过去，历经八十一难，还有第八十二难在等他。这种精神，是一个民族最深的魂魄。

我游历过很多国家，但来到中国之后，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中国和法国其实非常像。两国人民都勤劳勇敢，都热爱生活中的美，也都有一双能发现美的眼睛。你看，巴黎人在街角咖啡馆里坐着看街景，那是一种美；我在连云港看花果山戏台上地方曲艺，那也是一种美。这种对美的敏感，是中法人民骨子里共通的。

所以我一直怀着这样一个心愿：借着这部经典，借着我的音乐，在两国文化之间搭起一座桥。不仅是为了让人走过去，更是为了让两边的人站在桥上，看见彼此。

读品：能否谈谈您心目中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您会把《西游记》讲给家里的孩子听吗？

洛朗·贝蒂杰拉德：孙悟空，在我眼里是智慧，八戒是贪欲，沙僧是坚持。智慧能解万般难，但只有智慧是不够的，所以才有了紧箍咒。它提醒我们，智慧需要约束，需要正确的方向。还有观音。在所有佛与菩萨中，观音的形象最纯净，千百年来几乎没什么变化。你看西游故事里，孙悟空每逢打不过的妖魔、解不开的死结，都会去寻观音。这本身就是一种象征：即便你神通广大如齐天大圣，也不是全知全能的。走到最后，一个人成不了事，需要的是团队。

这些年，所有这些角色，不知不觉都走进了我的日常生活。我家里到处是《西游记》的痕迹：画像、佛像、各式各样的摆件。我的朋友、家人们，耳濡目染，都对这个故事熟得不得了。我的儿子子承父业，也在作曲。他从小听我讲西游，如今也在琢磨，怎么从自己的角度去触碰它。还有我的狗，一条金毛犬，它的名字也来自《西游记》。

站在花果山上，感觉整个人走进了书里

读品：听闻这也是您第一次来到孙悟空的“老家”，如今站在花果山上，是重逢的感觉，还是初见？

洛朗·贝蒂杰拉德：两种感觉。第一种，是整个人走进了书里。不是比喻，是身体进去了。第二种，有点意外。我创作芭蕾舞剧，体量有限，只能精挑细选，花果山不在我选的那几段里。所以今天亲眼看见的，和当年笔下写的，并不重叠。但这丝毫不减我的感动，甚至有些羡慕。我看到的是，中国人对这个故事的热爱，到今天还是活的，街头巷尾，男女老少，人人都知道孙悟空。

2026年，我作为“江苏文学驻留计划”首位受邀的艺术家，终于来到连云港，此行不仅是圆梦，也是为了深入挖掘西游文化的文脉。连云港是一座有历史厚度的城市，山海形胜，气象开阔。但我最受触动的，不是风景，是当地人对西游文化那种骨子里的骄傲。花果山不是一个被围起来供着的人造景点，它就是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这一点，太珍贵了。

正因为珍贵，我才想说一句：要保护。这个时代太快了。人们到一个地方，拍照、拍短视频，社交网络上展示一圈，就走了。可有些东西，是需要停下来、慢下来，才能进去的。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从连云港到印度，不过眨眼之间。可他为什么要陪着唐僧，一步一步走十四年？

有些深入文化的东西，非时间不能沉淀。

读品：您刚才提到，等待了五十多年，自己才下定决心创作《西游记》的芭蕾舞剧？

洛朗·贝蒂杰拉德：是的。举个例子，我很爱做饭，若水还没开就下面条，那面条肯定不熟。我在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人也没“开”。书里层次太多了，一个少年能尝出的滋味，毕竟有限。那时读的，是热闹，是神魔打架，是七十二变。底下那些更深的，读不进去。不是不想，是人生还没给我那把钥匙。

十六岁第一次读完，十八岁就试着动笔。那一次，没熬过一个月。我把笔放下，跟自己说：不行。生活的底子太薄，人生的阅历太浅，手上的功夫也不够。就这一搁，五十年。这五十年里，我在别处作曲、指挥、忙法兰西艺术院的事务，可《西游记》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我一遍一遍重读，不读的时候，脑子里也转着那些情节、那些面孔。它在暗处慢慢发酵，等一个我不经意的时刻。

后来，我到了中国，找到了能并肩做事的团队。如今我的年岁够了，阅历也够了，不会再像年轻读者那样满足于看个热闹、追个故事，而是渐渐体会到书中那些人生的道理。我跟自己说：可以动笔了。

动笔之前，我给哥哥打了电话。他听了很开心，声音里全是感动。一个月后，他就去世了。

全人类都会欣赏美，这是唯一不需要翻译的东西

读品：等到真正动笔，真坐到了谱纸前面，顺畅吗？创作过程中最难熬的一刻是什么？

洛朗·贝蒂杰拉德：创作历时整整两年。说来也巧，当时我把自己关在法国的乡间别墅里，世界一下子安静了，每天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应酬，没有打扰，这恰恰是最好的创作状态。

作曲家最好的朋友，是垃圾桶。我用的是蘸水笔，纯手写，一笔下去，错了就是错了，改不了，整页扔掉，从头再来。这有点像你们中国的书法，每一笔都得郑重。但这正是我要的：创作的过程本身，必须被这样郑重地对待。

另一重困难，是琢磨怎么写、怎么表达。那两年里，我跟北大的教授朋友反复沟通，做了不少案头研究，请教了好几位专家，才敢落笔。写的过程里，有开心，也有怀疑，但从头到尾，心里始终有一股向前走的感觉。从落笔那一刻我就知道，这件事必须完成。没有退路。

其实，我最希望的是观众走出剧场时，心里带着一种好奇，不是对动画片的好奇，也不是对电视剧的好奇，而是对那个源头、对古典名著的好奇。这种好奇，会把一个人真正领进去。在北京第一次指挥时，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得。

当时我问了一圈：在座有谁真正读完了《西游记》原著？满堂乐手，只有一个人举手。说真的，那一刻我心里是有些寂寞的。但后来，我们一起排练、一起打磨，到演出结束之后，接连有好几位演奏家走过来，对我说：先生，我们把《西游记》买回家了，打算好好读一读。

那是我整趟旅程里，最美的收获。

目前，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正在筹备出版中法双语图书，讲述芭蕾舞剧《西游记》的创作，还有我的一些思考，我期望读者读完这本书之后，心里生出很多疑问。其中一个疑问应当是：为什么一个法国作曲家，要花两年时间去写一部中国小说的音乐？我也希望他们读完之后，能意识到这本书真的是一个宝藏。

说到这里，我还想谈一点题外话，作为艺术家的责任。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矛盾和冲突，但艺术是共通的。全人类都会欣赏美，这是唯一不需要翻译的东西。所以艺术家有一种天职：去创作那些能够超越所有这些冲突的作品。我相信，等到历史把一切都剥落之后，最后留下来的，不会是那些纷争，而是追求美的东西。

读品：如果此刻吴承恩就坐在您面前，您最想对他说什么？

洛朗·贝蒂杰拉德：第一句，一定是感谢。谢他写出了这部书，谢它陪了我整整六十年。

但说真的，我最想问他的，是另一件事。我会说：先生，能不能请您给我讲讲，我没读懂的那些地方。这本书我读了一辈子，到今天，好像也只摸到了三分之一。它的层次实在太多了，传说层面，我大概算是熟了；可佛学、哲学那一层，我还差得远，还得补课。我隐隐能感觉到，那些我没读懂的层次就在那里，像山峰后面的山峰，可我自己翻不过去。所以我想当面问问他，请他亲自点拨一下。

然后，大概还会问一句，像个学生交作业那样，您听了我的音乐吗？您觉得我的音乐还行吗？

洛朗·贝蒂杰拉德：到了连云港花果山，我有三句话想和吴承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