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村子在江苏东台三仓乡，叫朱家湾，离海不远……”在《尖叫的河》中，朱家湾村是北乔笔下所有故事的发生地，也是一个独特的文学场域。身为江苏东台人，北乔凭着自己的回忆和文学想象塑造了一座水汽充盈、生命力饱满的南方村庄。

北乔的人生充满了歪打正着，在转向文学创作与批评之前，曾从军25年。而他从小的梦想是当一个武林高手，当兵是为了继续习武，在已经没有了快意恩仇的江湖，他给自己打造了一副精壮的身子骨，练散打、练耐力。可还没踏上“武道”，就被部队领导要求做文书、写新闻稿，他就重新拿起高中毕业就扔了的笔，做起新闻报道和摄影。1995年的时候，有朋友劝他说，拍照片不是好活儿，要往外跑，得求人，那时又是用胶片，从按下快门到最后的照片，中间未知的不确定的因素太多。还是写东西好，一杯茶一支烟，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一切由自己做主，舒服。他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最初是写散文，后来有散文被杂志当小说发表了，就开始自个儿琢磨起小说。从此，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难度一点点增加，他摇身一变，成了一位小说家。

“写不写作，能写什么，与个人的生命有着天然的联系。文字，其实是心里长出来的。我认同每个人都可以写作，缺少的只是激活。比如我心中一直隐藏写诗的念想，虽然并不强烈，但从没有消失。直到2016年我去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挂职，突然就写诗了。诗仿佛一直在我生命里，只是此前我未能真正找到它。这其中自然有某种神秘，就像我们的生命和人生从不缺少神秘一样。”北乔说。

最新出版的《尖叫的河》收录了北乔近二十年来以故乡为主题创作的11部短篇小说。正如鲁迅创造了鲁镇，沈从文写出了美丽的湘西世界，托马斯·哈代反复描绘着威塞克斯乡村，写作者总是一遍遍地回到生命之初的那个地方，用现在的经验去摹写、再创造曾经的故乡。书中的东台朱家湾，也是这样一个文学地景。尽管北乔10岁就离开了那座村庄，但它端坐于黑暗之中，长在他的皮肤上，化在他的呼吸里。他说，“我不是村庄的全部，我的全部来自村庄。”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陈曦受访者供图

所有焦虑与挫折感，故乡都能帮着治愈

读品：你是什么时候离开故乡的？故乡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北乔：我10岁离开了江苏东台三仓乡朱湾村，在弶港农场生活至18岁后到徐州当兵。我一直把离开朱湾视为离开故乡，因为朱湾是我的出生地，也即衣袍地。那时候的乡村和孩子都与现在大不一样，房子是土木结构，所有的路都是泥土，树大庄稼密。每到玉米抽穗时，从这家到那家，都在玉米间穿梭，对小孩子而言，那就是幽深的丛林。我很小的时候就帮家里做农活，几乎做尽了所有的活计。那时候，你只要把大人交给的活儿干完了，就没人管你了。上桥跳水，下河摸虾，一天下来，浑身是泥，我想“泥猴子”就是那样的。在朱湾的10年，是我与大自然最亲密的10年，这对此后的人生影响极其深远。

我的脚步可以走离故乡，但心一直在故乡。之于我，故乡有着太多的意味，比如自由时光，比如天真与轻松，比如种种的纯粹。不同的年龄阶段，我对故乡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以前觉得故乡是能随便撒野的地方，是亲情荡漾的地方。现在我觉得故乡就是那个最初的我，无法再做回的那个我。故乡，其实是内心的柔软和温暖之地，人生之路上的所有焦虑与挫折感，故乡都能帮着治愈。我从不以为是背井离乡，或是背着故乡在远行，我总觉得是故乡带着我走向了远方。而当我觉得所到之处皆可为故乡时，我便获得了安宁。

读品：《尖叫的河》收入了11部写故乡的短篇小说，为何都是从少年的视角去写？

北乔：在村里时，我就是孩子啊。小孩子有小孩子的好处，可以到处乱窜，听很多的闲话。比如下地干活时，大人们的说笑打闹；比如晒场上，老人的说古。那时，我爷爷爱也给我讲故事。乡村的这些传统和日常生活，是我成长的重要部分。开始写作后，我才发现，我对乡村的了解实在太少。最明显的是，作为孩子，我根本无法进入乡村的成人世界。当然以少年的视角讲述故事，在保留一些空白的同时，可以少年之心与成人世界间形成有反差的对话，或者说以少年的心智去理解世界，虽然不一定正确，但一定是我们成长走过的路。

以童年处理乡村生活，其实应合了我眼前心里的乡村，也是观察和表达乡村的一个重要路径。乡村是世界的缩影，成长期与乡村的相处，是人从自我走进他者世界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童年所独有的，也是我们能感知世界最奇妙的时段。以童年的视角写小说，不需要身份的转换，可以以心跳书写。这会呈现朴素之中的神奇，可能还是接近世界真相最好的路径之一。

生与死，在乡村更为直接和醒目

读品：你在故乡东台生活的时候，“湿地”还没有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小说对于河流、湿地的书写，带有一种魔幻的色彩。比如同名小说《尖叫的河》里，朱国书的妻子在雾气浓重的河边失踪，后来儿子又因下水捉蝶失踪，展现了湿地神秘的吞噬力量。这是来自你年少时的记忆，还是有意识地要为其“赋魅”？

北乔：说起来，朱湾也是明朝天启年间才有的，而且那时我的祖先出门便可见海。但很奇怪的是，我小的时候从没觉得村子原先是大海，大人们说起有关海的事，比如煮盐，比如捕鱼，好像都是别人的事，与我们无关。近些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那儿没有海洋文化？为什么四五百年之后，村庄的一切都没留下海的记忆？也许祖先带着别处的农耕文明来到滩涂之地，一切都是庄稼人的生活理念和方式。也许吧。

我总以为，村庄就是大地上的庄稼，像大自然一样有着太多我们无法感知和预料的东西，我们把这些东西称之为神秘。事实上，别说大地世界，就是我们自身，我们又能了解多少？因而，在我看来，我们所能知道的清晰、确定的、可把握，实在少之又少，有着太多的玄之又玄。

当我们凝视大自然，有心与乡村对话时，我就能发现看似平常的一切之下，充满了未知以及我们无法抵达的隐秘。我历来认为乡村是有生命的，有我们一样的生命，也有我们无法体味的别样生命。写作，其实是在乡村、我和小说三者之间寻找某种生命和情感的共性。小说本该也是一个生命体，很多时候，小说并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一直就在那儿，我们能做的只是唤醒它。

读品：开篇之作《泡在阳光里的芦苇》写童年玩伴失足落水而亡，小说标题似乎隐喻着一个个在芦苇中消逝的生命。《和鳗鱼有关或无关的故事》写到用女婴做鱼饵的事情。从鲁迅的《故乡》开始，关于故乡的叙事似乎总是遵循这样一种模式——故乡是美好的，也是残酷的。你在写作时，是否想要打破这种模式？

北乔：你提及的这两篇小说，我写时并没有想到残酷，我想表达的是死亡当然也包括苦难，孩子的认知是不完整的。因为这样的不完整，少了许多的敬畏。这是孩子天然的权利。同样的事件，因为认知能力不同，得到的感受，常常大不相同。我们都看重真相，然而揭开真相就一定好吗？我看未必。

乡村原本就很美好，同时也很残酷，就像白天与夜晚始终相依相生一样。就个人体验而言，乡村的美好是经过记忆淘洗过的，而残酷则是刻骨铭心的几个点。说起来，乡村的真正残酷之处在于，生命的渺小与脆弱。生与死，在乡村更为直接和醒目。换种说法可能更好，乡村是最能释放人性的地方，无论好与坏，都是朴素的，直接的。

对我而言，我从不纠结，也不在意乡村的美好与残酷，至少这不是我的创作动机。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乡村是一个生命体，对于生命，所有的生命，我都认为除去绝对的善恶和终极的宿命，其他的，无须做过多的评论和审判。我偏爱像体验生活一样体验乡村，乡村的所有都是乡村的，又都是我的存在。我是以小说的方式进行自我对话，与生命对话，与世界对话。一切都需要尊重，就像尊重自己一样尊重一切。

乡村，是我重要的写作场域，今后还将更重要。我一直警惕“伪乡村叙事”，从不想做乡村的知情者和代言人，我只会写我体会到的乡村，并明确地承认这一点。或许，表现乡村的美好与残酷，是文学的主叙事，特别是极致的美好与极端的恶心，更是许多作家所钟爱的。这也很正常，毕竟至极的文学更能刺痛人心。而我在意的尽可能地读懂乡村，理解乡村，并以此了解我自己，进而触摸普遍的人性。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像草木一样感知大地，像河流一样静听到村庄沉默，沉默是众声喧嚣的归宿地，如同夜晚才是村庄的本相。我喜欢“温暖的忧伤”和“美好与残酷归于一体后的生命存在”，因为美好，残酷更为惨烈；因为残酷，美好更加可贵。锥心或愉悦，并非小说价值的全部。

我们缺少的不是故事，而是故事背后的心境

读品：你的小说带有诗性、散文化的色彩。为何选择这样的表达？你觉得你写作受谁的影响比较大一点？

北乔：如何小说，写什么样的小说，许多时候并不是全由作家说了算的，讲述，终究是从生命里长出来的。很难说我受了哪些作家的影响，原因在于，在阅读时，我喜欢故事性、节奏感很强的小说，而我的小说，则喜欢让时间慢下来，放大细节，有画面感。我偏爱意味，一种需要细细咀嚼的意味。

我们因为过于功利，冷漠或遗弃了生活和世界本有的诗意。我并没有故意诗性引入小说，而只是打捞起本有的诗性。同样，所谓的散文化，其实是一种近于日常生活的节奏。我们的生活自然会有瞬间的爆发点、命运的大起大落，但这非生活的常态。生活中的绝大部分，就是缓慢的，散漫的，如同我们最为平常的呼吸一般。我们缺少的不是故事，而是故事背后的心境。好的故事，如同酒，可以醉；没有故事的故事，如同茶。酒茶是人生的两种状态，酒可以有，但多不得，能多的，必然是茶。我向往我的小说可以如茶，如茶的性情，如茶的状态，如茶的心境。

读品：你当初从军旅转业到作协系统时，这种身份变化会带来什么特别的体验？写作上也会发生转变吗？

北乔：从写作本身而言，我依然还是业余写作，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夜深人静之处在自我的空间里闪转腾挪。以前的工作与写作无关，那么进入写作状态时有充足的心力。从作协工作后，文学就是工作任务，就我个人而言，上班时花去了很多文学的精力，到了写作时就有些神不凝力不足了。这是我没想到的。我曾和一些朋友谈及到此事，他们都不信，我说，别说你不信，我自己都不信，到现在我也不相信，但我就成了这样。也许，我只是个例。

这当是表面的，外在的事实。究其根本原因，我觉得有两个，一个是因为在作协工作了，因为我把写作视为个人的业余爱好，我不可能只考虑自己的写作，而是要尽可能为广大的作家服务。二是作协这样一个大作家集聚的地方，既有别处无可企及的文学氛围，又有着高悬的文学标高，这让我自然而然地提升了写作标准，标准高了，数量当然会下降。

读品：你觉得写作对你意味着什么？在这上面还有“野心”吗？知天命之年，你如何看待写作与成名的关系？

北乔：写作之初，我是想换个轻松的业余爱好。后来，是想以写作的方式让别人知道我，也让我觉得写作这样的爱好能充实生活。再后来，我发现我进了一个怪圈，写作时觉得很累，许多时候真不想写。一旦数日不写一个字，又觉得过去的这些日子空落落的，自己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那么，写作对我意味着什么呢？我想是成了一种习惯，是生命和生活的一部分吧。我喜欢说的一句是，“写作是我的生命副本”。因为此，我现在的写作，似乎越来越看淡名利，生命中关于文学的信仰日渐纯正。写作，正成为生命价值的一种体现，确实还有力图为他人提供一些有用文字的使命感。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因为我发现我其实无法左右我现在的这种创作理想。

写作的“野心”谁都有的，我不可能例外。同样，想写出好作品，并以此成为一个好作家，一个有名气的作家，我当然想，一直想。但与此同时，我总认为尽自己努力去写，其他的交给读者。所以，我很少谈自己的作品，因为我知道既然已经交给读者了，我说什么也是多余的。再有，一个清醒的作家，应该知道自己的作品究竟如何，别人故意贬低或非文学因素捧高时，都能保持清醒，真正做到自知之明，这很重要。

说起来，我现在最大的野心就是把我想写的都能写出来，以更潜入内心的方式与世界互动。

【人物】北乔，江苏东台人，作家、评论家、诗人。出版长篇小说《新兵》《当兵》、小说集《瞄准》《走火》《口令的味道》《尖叫的河》、散文集《天下兵们》《远道而来》《三生有幸》，文学评论专著《南人书话》《约会小说》《诗山》、诗集《大故乡》《临潭的潭》等二十多部。曾获第十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黄河文学奖、海燕诗歌奖、冰心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等。现居北京。

专访 | 北乔：还原最本真的故乡写作